《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及其对清政府华工政策的影响
一、蒲安臣与《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美国政治家，曾担任美国会会议员和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坚定地废奴主义者，共和党创始人之一。182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84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1853年任麻省参议员，1854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蒲安臣擅长演说，其发表的“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成为美国黑奴解放运动的重要文献。他也曾发表过支持1848年匈牙利革命，主张匈牙利和撒丁尼亚独立的言论。1861年，蒲安臣被新当选的林肯总统任明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蒲安臣在任职途中得知奥地利政府因为他同情匈牙利革命和支持撒丁尼亚独立为借口拒绝其到任。此时的蒲安臣已经行至巴黎，正在进退两难之时，经过“辛酉政变”后的中国政府允许各国派驻北京公使。于是，林肯总统又改派蒲安臣为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因此匆忙上任。
此时的清政府正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对外与英法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内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此时来到中国，蒲安臣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上任前，蒲安臣在与清政府一个名叫李志祥的官员会面时，志祥曾告诉他，中国政府希望外国人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平等对待和尊重中国的政治主权。蒲安臣问志祥：“我该如何跟贵国政府打交道呢？”志祥答道：“孔子说过：‘以德行来治理国家的人，就好像北斗星一般，只要坚守岗位，则其他星宿自然会跟着它旋转。……若果用德行和礼义来治理人民的话，他们便会知道羞耻，并会因此而表现良好。’假使你能听从我的忠告，你将会成为驻北京各国使节的领导人物。”不出所望，蒲安臣后来果然成为北京各国公使团的领袖人物。[1]
蒲安臣在任职期间大力推行“合作政策”，即在中国与欧洲各大国合作，同时也与清政府合作，必要时可以成为清政府与欧洲各国的中间人，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清政府度过了60年的的政治危机，正因为如此，蒲安臣得到了清政府一些要员很大的好感与信任。
1867年，担任驻华公使六年之久的蒲安臣任职期满，准备卸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晚宴上，蒲安臣向奕表示，“以后遇有中国有事情，其必将帮助中国。”当时的清朝政府正在准备派出第一次外交使团，但是由于外交人才的匮乏，并对礼节问题感到十分为难，因此还未成行。奕借此机会问他是否愿意替中国出使西洋各国，蒲安臣当即答应。不久，奕上奏向清政府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友好人士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等西洋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清政府采纳。清政府怕其他列强不满，又聘请英国人柏安卓和法国人德善为蒲安臣的副手，充当左右“协理”，两人都曾在中国就职过，熟悉中国事务。两外还有两名中国官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侍郎孙家谷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随同出访。在中国皇帝致美国总统书中，表达了蒲安臣之行的任务：“熟悉中外清醒，于办理两国交涉事宜，可期代达衷曲”。恭亲王奕等人也相信这位“处事平和”，“遇有中国不平之事，极肯排难解纷”的美国前任驻华公使一定能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任务。清政府也不是一味相信蒲安臣，对使团的任务和蒲安臣的权利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在美国人蒲安臣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前往出访第一站―美国旧金山。
使团于1864年4月抵达美国旧金山，而后绕过巴拿马海峡，同年6月到达华盛顿。6月6日，使团在白宫受到美国时任总统约翰逊的召见，并递交了中国第一份国书。。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条约续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
条约共有八条内容：一、美如与第三国失和，两国均不得利用中国洋面和陆地进行战争。二、在不与已有条约相违背的清况下，中国可以另外开辟与美国贸易的海运航线。三、中国可以向美国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官，美国对中国领事官应与对英领事官一体优待。四、中国不得因宗教不同欺侮在华美国人，美亦不得因宗教不同对在美的华人有所屈抑苛待。五、两国对人民前往别国不得禁阻，但在两国人民自愿来往居住之外另有招待法均非所难。六、中国对来华的美国人，美国对往美的中国人都给予最优之国所得待遇。七、中国人或美国人如果愿进人对方国家官办之大小学校学习，对方国家须以最惠国人民应得待遇一体优待。八、美国声明并不干涉中国内政。即如铁路等项事宜如何办理，总由中国皇帝自主。[2]
条约的第三、四、五、六、七条款都反映了相对的“平等”性。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不可能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美国也不例外。条约的第四条和第五条关于两国宗教信仰自由和自由移民的规定虽然是两国对等，但实际上都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设定的；条约第四条使得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对中国基本没有意义；而第五条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华工赴美浪潮。
蒲安臣使团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揭开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和近代外交靠拢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蒲安臣在美国进行的外交活动也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的成功。美国在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获得了在中国传教和招募华工的自由，解决了美国国内因内战和修建太平洋铁路造成的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正因为此，蒲安臣条约也被戏称为“廉价劳动力条约”。该条约是近代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而非战败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因此可以说是相对平等的一个条约。[3]它“确涵蕴了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并以平等国家地位待遇中国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视之为美国正式发表的对华政策的原则―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4]这个条约同时大大便利了美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沿海招工，未能阻止美国的反华浪潮，也未能阻止美国政府实施排华政策，但有利于大批中国沿海劳动人民赴美求生，在客观上有利于清政府已该约为依据，对美国的排华活动进行交涉和斗争。 二、《蒲安臣条约》的对清政府华工政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严禁人民出海，对海外侨民也一直采取敌视和鄙夷的态度，直到1858年才允许华人自由出洋，承认其定居海外的权利。1860年，中英《续增条约》又规定华人可移民海外。但清政府仍然对华人侨民和海外劳工持消极的看法：“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5] 《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大量华工前往美国，致使美国西海岸华人数量骤增。华人劳工为美国西部开发和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相反，却屡屡遭到不平等的对待，甚至是针对华人的暴乱。[6]
随着中国在对外事务上的一次次失败，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开始改变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移民问题也受到清政府的进一步关注。19世纪中叶华侨问题的突出，使清政府不能不改变对移民漠视的态度，进而采取保护华侨的措施。随着使团的出使，清朝官员也得以亲眼目睹海外侨民悲惨的生存现状，促使清政府改变华工政策和设领护侨观念。正如志刚对华人在美国的不平等遭遇的描述：“惟金山挖矿之人，现均六七万，每受洋人欺负。而该处所收丁税，每名二元，各国俱免，惟华人不免。如有争端，华与洋讼，如无洋人作证，即不为华人伸理。此皆显然不公之事。便中申诉，欲求办理，因告以现在未递国书，未便速向地方官办事，应侯使事既成，再由蒲大臣与其本国执政徐商办法，方合于理” [7] 正因为如此，志刚十分赞同《蒲安臣条约》第三条有关设领护侨的条款，认为旧金山有十几万中国人，“中国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一恐其久无统属，悉变为外国下等之人”。[8]遣使常驻海外也顺理成章被清政府提到了了议事日程上。
1875年，中国开始派驻外使领，护侨成为晚清驻外使领的主要外交活动。考虑到美国日益严重的华侨问题，美国被清政府列为第一批派遣使臣的国家。同年，陈兰彬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任副使。1878年，陈兰彬正式赴美就任，直至1881年回国。在美期间，陈兰彬在保护美国华侨，维护华侨利益上做了很大努力。
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掀起了中国人第一次赴美高潮。华人从事开矿、田园、垦荒等工作，一起刻苦耐劳，工资低廉颇受雇主欢迎。60年代，他们又投入艰苦的铁路修建工作之中，但随着淘金热的降温和大铁路的完工，劳动力逐渐趋向饱和，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欧美劳工便认为是工价低廉的中国人抢夺他们的饭碗，导致他们收入降低，甚至失业。1873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社会矛盾激化，华人遭遇更是雪上加霜。排华浪潮从地方席卷全国，排华浪潮从西部蔓延至懂不乃至全美。据统计，1855-1876年，仅杀害华人案件就高达262起。然而美国政府却消极处理排华暴行，联邦政府对中国抗议、逞凶和赔偿要求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
1878年，陈兰彬正式到达美国时，正值美国国会立法排华的开始。陈兰彬到任不久，美国参议院就通过“十五个旅客案”，虽然该议案最后被海斯总统否决，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兰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严正指出该议案是对中国的侮辱，同时又积极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的支持。1880年，美国政府在排华分子的支持下正式通知中国使馆，从中国开往旧金山的船只一律应征税课船钞，开始了美国官方的排华举措。同年，海斯总统为了争取连任，拉拢选票，派代表团到北京与清政府谈判，意图修改《蒲安臣条约》。11月，中美双方签订《中美续修条约》，条约第三款规定：已在美国各华工，及他项华人等，无论长居暂住，如有偶受他人欺辱之事，美国应即尽力设法保护，与待各国人最优者，一体相待，俾得各受按约应得之利益。[9]当时的清政府迫于美国压力，同时考虑到可以通过续约缓解美国国内排华情绪，保护华侨，因此同意美国施行节制华工入境的政策，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按条约保护华工，改善华侨处境，反而继续推动排华浪潮，华人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为此，驻美领事给美国政府一份详细的照会，义正言辞的批评美国政府的排华言行，同时运用《蒲安臣条约》作为与美国政府交涉的有力的外交武器，照会中指出旧金山华民被辱及美国政府立例苛待华人不符合《蒲安臣条约》第六款的规定，但美国政府却一再推脱。[10]在以后的屡次交涉中，驻外使节往往利用《蒲安臣条约》和《中美续增条约》为武器向美国政府提出质问，尽管收效甚微，但表明清政府保护华工的态度是积极的，保护华工的意识逐渐觉醒。
蒲安臣使团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访欧美外交使团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标志传统的封贡体系外交的彻底瓦解和中国走向近现代外交的第一步。《蒲安臣条约》签订是晚清美国在对华政策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产物。它既为华工赴美浪潮开启了大门，同时为清政府护侨提供了法律依据。当华人在美国遭到排斥和迫害时，驻美外交官总是以该条约为武器，义正言辞的谴责美国违约，并制止排华暴行。同时在该条约的约束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表面上向中国保证，杜绝恶行，谨遵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