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
出处：fun88网
时间：2007-02-04
外界对苏联社会的印象通常是铺天盖地的标语、领袖的画像和雕塑、大小会议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并且认为这就是苏联社会的本质。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苏联社会是由一个固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且从1917年11月7日以来就是这样。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１９２９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２年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１）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２）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３）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７年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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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苏维埃人” 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代理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然而，1929年以后，党就乐于强调俄国过去的落后，以使之与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群众的意志和热情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法 律
在法学界，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遇到了现实的激烈挑战。此前的观点是：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实施的结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1936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国家首度检察官帕苏科尼斯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
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苏联官方思想的变化。党原本把无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国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1929年之前，苏联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原貌。人们认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过渡时期镇压前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的。当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和法律一样消亡。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意味深长的创新。其一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国防方面负有重任，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其二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党和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开始着手强化国家的职能。他从“辩证法”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在1930年6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发布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政治反对派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１９２９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２年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１）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２）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３）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７年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新苏维埃人” 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代理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然而，1929年以后，党就乐于强调俄国过去的落后，以使之与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群众的意志和热情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法 律
在法学界，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遇到了现实的激烈挑战。此前的观点是：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实施的结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1936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国家首度检察官帕苏科尼斯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
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苏联官方思想的变化。党原本把无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国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1929年之前，苏联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原貌。人们认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过渡时期镇压前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的。当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和法律一样消亡。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意味深长的创新。其一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国防方面负有重任，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其二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党和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开始着手强化国家的职能。他从“辩证法”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在1930年6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发布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政治反对派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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