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虚无主义____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伦理学与创造神学述介
出处：fun88网
时间：2006-05-29
一、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是国际学术界研究诺斯替主义的著名学者，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哲学式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诺斯替宗教》一书动笔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才于五十年代完稿，岂今仍然是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1）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约纳斯同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新约学者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学生，他作为布尔特曼的学生在研究古代诺斯替主义方面，以及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方面都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将这两方面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二元论。他说：“诺斯替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二元论。它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异化于自然、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贬低、普遍的精神的孤独感、和对世俗准则的虚无化”，“是人类处境的经久不衰的范式。”同样，“存在主义的本质也是某种二元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因此，诺斯替主义具有“类比的现代性”，只不过，“诺斯替主义者是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从而是反人类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则是被扔到了一个冷漠无声的境地”，存在主义是更绝望的虚无主义，“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二元论”。2）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解释古代诺斯替主义，又从古代诺斯替主义出发来分析诊断现代思想中的存在主义，这只是构成了约纳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约纳斯对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诊治，他的学术使命是要克服古今哲学史上的这种虚无主义，尤其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建立克服二元论的哲学与神学。从这种学术使命出发，他进入了哲学生物学的研究，先是建立了以《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3）一书为代表作的关于有机体的生命哲学，然后是建立了以《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4）一书为代表作的关注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为环境伦理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5）
在北美，约纳斯的著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的重视。约纳斯绝少与收留他的国家的主流思想潮流妥协，美国哲学中的主导性的学派，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实用主义等，对他的欧洲的形而上学习性丝毫没有用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倾注其毕生精力，研究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类在宇宙万物体系中的位置、奥斯维辛之后神的意义、伦理的本体论基础。美国哲学以其强烈的经验特性，早就把这类问题归入到“伪问题”的行列中去了。
有意思的是，他的思想成就倒是在他自己的祖国得到了承认。《责任的命令》德文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重印了九次，销售了二十万本，对于如此深奥的书来说，这是天文数字。作者的名字以及这本书的题目出现远至于遥远乡村的生态主义者群体、近之于波恩的联邦国会的各种的论坛的无数的讲演与讨论之中。许多学术会议围绕这本书而开，各种哲学流派竞先反驳他的见解，“责任的命令”成了德国绿党及其同情者的口令。哲学思想融入到公共讨论之中，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事，因为哲学思想与政治事务交相影响的传统在实际上早已经消失了。自费希特与黑格尔以来，从未有哪一本哲学著作如此大地影响公众生活，甚至当代的以七十余岁高龄任施米特（Helmut Schmidt）总理顾问的魏茨泽克（Carl-Friedrich von Weizsacker），也没有象约纳斯这样引起过如此程度的关注。舒尔策（Christine Schutze）说：“在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以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对于哲学思想的世界范围的贡献，已经退入到逻辑、语言学或历史琐碎的壅水之中了。伦理学已经稀有提及。约纳斯以其深刻的伦理观重新把哲学带回到了现实之中，使它得到了承认，并被尊为对自然以及人与环境的完整性的负责的思考的基本形式”。6）
一九八七年，约纳斯获得了享有很高声望的德国书商协会颁发的和平奖。同年，他获得了联邦德国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一九九三年，八十九岁高龄逝于纽约家中。
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尤其是有关人类未来的伦理学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学术影响，伏格尔（Lawrence Vogel）认为约纳斯后期建立的生命哲学与伦理学“针对海德格尔的遗产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精神，提出了最系统、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回应”。7）由于汉语学术界也至今还没有对约纳斯的介绍，本文试图较为详细地介绍约纳斯的学术生平及其影响，从总体上构勒出约纳斯从诺斯替主义研究出发走向分析克服存在主义之内在二元论、以他的自然主义与神学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的思想历程。
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到他逝世为止，约纳斯让我们警觉到处于我们这个文化之核心深处的“伦理真空”：这个真空是由传统伦理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一起导致的。8）今天的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不仅影响身外的自然，也可以影响身内的自然，这种影响是几何级数的、不可逆转的、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展开的。但是传统伦理学却假定人类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除了医术之外，技术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中性的。伦理意义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性是永恒的，不是技术改造的对象。虽然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善恶可以由自己决定，但是长远的东西都受制于偶然、命运、或天意。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现代科技的到来而改变，在人类的未来面临危机的时候，传统伦理学没有能力解释我们的责任。
但是这个真空受到了现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即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强化。按照这种自然观，自然是一台机器，它不包含价值，也不表达任何意图。认为自然之中包含目的的观念被当作是拟人化的想象而遭到抛弃。人身外的自然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对于流浪于其中的人类也是漠不关心的。我们也许会在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并不属于一个在乎我们的更大的框架。尽管人类自己可以是有目的、并按照目的行事的主体，但是非人类的有机体只能是对象，只是一些运动着的物质。而最后，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成了他们自己的生物科技的改造对象。如果自然没有呈现出伦理规范，那么任何以完善、方便、实验为名来改变我们自身之本性的努力都不会被看作是对于根本性限制的逾越或对于善的自然标准的侵犯。
这里面就存在着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虚无主义。由于缺乏判定自然之善的依据，由于失去了任何持久的值得崇敬的“人类形象”，我们无法回应由我们的新的能力所提出来的根本性的伦理挑战：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类以及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颗行星的遥远未来操心？由于无法证明何以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命令，我们就不会去培养一种监管的态度，以避免为了眼前的放荡而滥用将来的资源。
如果虚无主义就是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根源，那么唯一充分的回应就是哲学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而这正是约纳斯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这不仅是他后期著作的任务，而且也是他一开始的任务。在一节中，我将要简述他的思想如何按照三个阶段展开：生存主义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与神学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对于他在早期fun88《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中诊断出来的这个危机的回应。第一步，他在《生命现象》中提出了“对于生物现象的生存主义解释”，认为有目的的生存不只是人类所独具的特征，而是存在于所有生命物之中。第二个阶段，在《责任的命令》中，他为我们对待自然、对待自我的伦理责任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前两个步骤是他的自然主义构思中的两个方面。但是他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提出了一个神圣创造的神学。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任何生态伦理的必然的特征，但是约纳斯并不相信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为了生物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而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约纳斯力图削弱人类中心主义与其他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而且，约纳斯并不认为克服虚无主义一定要依赖神学，他认为，理性的形而上学应该无需依赖信仰就能为责任的命令建立基础。我们现在沿着约纳斯的思路来探究约纳斯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以及他用以超越虚无主义的三个步骤。
三、
乍看起来，约纳斯最初对于诺斯替宗教的研究似乎出于研究古文的兴趣。诺斯替主义阐明了神与人之间的极端二元论。诺斯替主义教义起初描绘了神圣世界的完整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的整体性后来由于世界以及统治世界的能量的出现而破裂。人成为这个宏大的末世庆典之中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宇宙完整性的恢复对于他的拯救是休戚相关的。天与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被认为是完全地超世俗的，乃至于反宇宙的。只有净化自己的一切世俗属性，完全地把自己与超验的神圣普纽玛或灵联合起来，人才能获得拯救。诺斯替教义提供导致拯救与合一的秘密的“知识”。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约纳斯对这个过程的描写：
“人的构造就象是一个一层层的洋葱，宇宙本身也是这样有许多层次的，只是这些层次的次序与人的各个层次的秩序相反而已；宇宙的最外层正好是人的最里层，宇宙的最里层地球正好是人的肉体的衣袍。只有最里层，或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起源的地方，即神，也是外在于这整个宇宙的。在末受拯救的状态下，也就是远离它的源泉陷在灵魂与肉体之中的状态下，灵对于自己没有意识，麻木、昏睡、或者由于这个世界的毒害而陶醉，他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他的苏醒与解放是通过知识来促成的……启示或“召唤”是拯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携带者是一个来自于光明王国的信使，他穿过各个层面的障碍，骗过众阿其翁，把灵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从外面传授给他拯救的知识”。 9）
约纳斯认为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人与世界之分裂的内在体验反映了人的异化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纳斯相信自己已经在现代历史中发现了二元论的类似物，一种类似的“人的异化状态”。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表达了同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分裂，同一种人异化于世界的感受。这种认识促使他重新估价他的学术焦点。他逐步地放弃了他的历史的或古文的兴趣，转而对当下进行哲学的分析。为了回应约纳斯亲身见证的痛苦，纳粹的兴起、世界大战、大屠杀，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揭开西方文明之危机的思想起源，并为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定位。
约纳斯对现代的诊断的一个关键点是虚无主义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神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极端二元论。在约纳斯看来，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类似性是不可否认的。两者都表达了意义的严重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所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产生于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之中，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的曾经失却了的联系。在诺斯替主义里面，反宇宙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自由反纵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既然律法只是适用于污秽的世俗生存的层面，那么粗暴地违反这些律法就被认为是直向更高层面的道路。正如约纳斯解释的：“有一种极积的责任去行各种事，不要留下未做过的事，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自由未曾实现，以此来适当地对待自然，并穷尽它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从轮回圈中解脱出来”。10）现在虚无主义表现在政治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之中，它们企图恢复在现代性的支离破碎中失去的整合状态。政治弥赛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都表现出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它们允许使用非道德的手段来加快政治解放的目标的实现。
在《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把现代虚无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古代的宇宙论中，没有把人从自然世界分开的本体论鸿沟。在基督教里面，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人的更高级的自我是属灵的，尽管堕落的自然也是神的创造，而原初的和谐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世俗的生命毕竟是一张支离破碎的幕。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的重新和谐的期望就永远地被搁置了。自然被人们透过工具理性的眼镜来观看：成为一个控制、剥夺、操纵的目标。在笛卡尔那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痕迹消失了，自然贬低为“广延的物质”。与此相反，人则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上的鸿沟深刻而永久。约纳斯是这样来理解笛卡尔的哲学遗产的：“人之优于一切自然物的东西，即他独具的心灵，不再导致他的存在与存在总体的更高级的整合，而是相反，却标志着他自己与其与存在的不可弥合的鸿沟”。11）有了这样的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家可归感”就可以理解了。一旦宇宙被如此彻底地剥去内在的意义，价值就失去了它们的本体论基础，孤独的人就面临可怕的前景：不得不完全地从内部创造价值——也就是人为地制造价值。正如约纳斯所看到的，“漠不关心的自然是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关心着，在他的有限中面临着死亡，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偶然性以及他自己的制造的意义的无意义性，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12）达尔文主义完成了这种觉醒。根据传统的观点，自然是按目的论行事的，它是最初原因或目的的储存所，是注定要走向成熟的。但是所有这一类的确信在进化论的后果中是不存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了偶然的变异与自然的选择，完全地把目的论赶出了自然。目的在生命之中也变得多余，因而完全地退到了主体之中，也就是退到了虚无主义之中。
正是出于对虚无主义之根源的这种诊断，约纳斯着手建立克服二元分裂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关于人的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重新呈现出来。他的任务并不时髦，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不平凡的。与他的那些畏惧科学世界观之暴权的同时代人不同，约纳斯拒绝退回到业已由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经验标准之后。他并不反动。他不想否认科学在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时的严格性。不过，在现代物理学与生物学得出结论，说这个宇宙与地球上的生命根本上没有什么内在意义的时候，约纳斯大胆地承负起恢复这些意义的使命。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是国际学术界研究诺斯替主义的著名学者，对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哲学式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诺斯替宗教》一书动笔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才于五十年代完稿，岂今仍然是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1）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约纳斯同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新约学者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学生，他作为布尔特曼的学生在研究古代诺斯替主义方面，以及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方面都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将这两方面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二元论。他说：“诺斯替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二元论。它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异化于自然、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贬低、普遍的精神的孤独感、和对世俗准则的虚无化”，“是人类处境的经久不衰的范式。”同样，“存在主义的本质也是某种二元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因此，诺斯替主义具有“类比的现代性”，只不过，“诺斯替主义者是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从而是反人类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则是被扔到了一个冷漠无声的境地”，存在主义是更绝望的虚无主义，“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二元论”。2）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解释古代诺斯替主义，又从古代诺斯替主义出发来分析诊断现代思想中的存在主义，这只是构成了约纳斯学术思想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约纳斯对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诊治，他的学术使命是要克服古今哲学史上的这种虚无主义，尤其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建立克服二元论的哲学与神学。从这种学术使命出发，他进入了哲学生物学的研究，先是建立了以《生命现象：走向一种哲学生物学》3）一书为代表作的关于有机体的生命哲学，然后是建立了以《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4）一书为代表作的关注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为环境伦理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5）
在北美，约纳斯的著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的重视。约纳斯绝少与收留他的国家的主流思想潮流妥协，美国哲学中的主导性的学派，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实用主义等，对他的欧洲的形而上学习性丝毫没有用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倾注其毕生精力，研究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类在宇宙万物体系中的位置、奥斯维辛之后神的意义、伦理的本体论基础。美国哲学以其强烈的经验特性，早就把这类问题归入到“伪问题”的行列中去了。
有意思的是，他的思想成就倒是在他自己的祖国得到了承认。《责任的命令》德文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重印了九次，销售了二十万本，对于如此深奥的书来说，这是天文数字。作者的名字以及这本书的题目出现远至于遥远乡村的生态主义者群体、近之于波恩的联邦国会的各种的论坛的无数的讲演与讨论之中。许多学术会议围绕这本书而开，各种哲学流派竞先反驳他的见解，“责任的命令”成了德国绿党及其同情者的口令。哲学思想融入到公共讨论之中，这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事，因为哲学思想与政治事务交相影响的传统在实际上早已经消失了。自费希特与黑格尔以来，从未有哪一本哲学著作如此大地影响公众生活，甚至当代的以七十余岁高龄任施米特（Helmut Schmidt）总理顾问的魏茨泽克（Carl-Friedrich von Weizsacker），也没有象约纳斯这样引起过如此程度的关注。舒尔策（Christine Schutze）说：“在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以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对于哲学思想的世界范围的贡献，已经退入到逻辑、语言学或历史琐碎的壅水之中了。伦理学已经稀有提及。约纳斯以其深刻的伦理观重新把哲学带回到了现实之中，使它得到了承认，并被尊为对自然以及人与环境的完整性的负责的思考的基本形式”。6）
一九八七年，约纳斯获得了享有很高声望的德国书商协会颁发的和平奖。同年，他获得了联邦德国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一九九三年，八十九岁高龄逝于纽约家中。
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尤其是有关人类未来的伦理学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学术影响，伏格尔（Lawrence Vogel）认为约纳斯后期建立的生命哲学与伦理学“针对海德格尔的遗产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精神，提出了最系统、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回应”。7）由于汉语学术界也至今还没有对约纳斯的介绍，本文试图较为详细地介绍约纳斯的学术生平及其影响，从总体上构勒出约纳斯从诺斯替主义研究出发走向分析克服存在主义之内在二元论、以他的自然主义与神学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的思想历程。
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到他逝世为止，约纳斯让我们警觉到处于我们这个文化之核心深处的“伦理真空”：这个真空是由传统伦理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一起导致的。8）今天的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不仅影响身外的自然，也可以影响身内的自然，这种影响是几何级数的、不可逆转的、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展开的。但是传统伦理学却假定人类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除了医术之外，技术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中性的。伦理意义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性是永恒的，不是技术改造的对象。虽然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善恶可以由自己决定，但是长远的东西都受制于偶然、命运、或天意。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现代科技的到来而改变，在人类的未来面临危机的时候，传统伦理学没有能力解释我们的责任。
但是这个真空受到了现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即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强化。按照这种自然观，自然是一台机器，它不包含价值，也不表达任何意图。认为自然之中包含目的的观念被当作是拟人化的想象而遭到抛弃。人身外的自然是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对于流浪于其中的人类也是漠不关心的。我们也许会在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并不属于一个在乎我们的更大的框架。尽管人类自己可以是有目的、并按照目的行事的主体，但是非人类的有机体只能是对象，只是一些运动着的物质。而最后，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成了他们自己的生物科技的改造对象。如果自然没有呈现出伦理规范，那么任何以完善、方便、实验为名来改变我们自身之本性的努力都不会被看作是对于根本性限制的逾越或对于善的自然标准的侵犯。
这里面就存在着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虚无主义。由于缺乏判定自然之善的依据，由于失去了任何持久的值得崇敬的“人类形象”，我们无法回应由我们的新的能力所提出来的根本性的伦理挑战：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类以及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颗行星的遥远未来操心？由于无法证明何以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命令，我们就不会去培养一种监管的态度，以避免为了眼前的放荡而滥用将来的资源。
如果虚无主义就是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根源，那么唯一充分的回应就是哲学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而这正是约纳斯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这不仅是他后期著作的任务，而且也是他一开始的任务。在一节中，我将要简述他的思想如何按照三个阶段展开：生存主义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与神学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对于他在早期fun88《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中诊断出来的这个危机的回应。第一步，他在《生命现象》中提出了“对于生物现象的生存主义解释”，认为有目的的生存不只是人类所独具的特征，而是存在于所有生命物之中。第二个阶段，在《责任的命令》中，他为我们对待自然、对待自我的伦理责任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前两个步骤是他的自然主义构思中的两个方面。但是他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提出了一个神圣创造的神学。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任何生态伦理的必然的特征，但是约纳斯并不相信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为了生物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而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约纳斯力图削弱人类中心主义与其他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而且，约纳斯并不认为克服虚无主义一定要依赖神学，他认为，理性的形而上学应该无需依赖信仰就能为责任的命令建立基础。我们现在沿着约纳斯的思路来探究约纳斯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以及他用以超越虚无主义的三个步骤。
三、
乍看起来，约纳斯最初对于诺斯替宗教的研究似乎出于研究古文的兴趣。诺斯替主义阐明了神与人之间的极端二元论。诺斯替主义教义起初描绘了神圣世界的完整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的整体性后来由于世界以及统治世界的能量的出现而破裂。人成为这个宏大的末世庆典之中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宇宙完整性的恢复对于他的拯救是休戚相关的。天与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被认为是完全地超世俗的，乃至于反宇宙的。只有净化自己的一切世俗属性，完全地把自己与超验的神圣普纽玛或灵联合起来，人才能获得拯救。诺斯替教义提供导致拯救与合一的秘密的“知识”。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约纳斯对这个过程的描写：
“人的构造就象是一个一层层的洋葱，宇宙本身也是这样有许多层次的，只是这些层次的次序与人的各个层次的秩序相反而已；宇宙的最外层正好是人的最里层，宇宙的最里层地球正好是人的肉体的衣袍。只有最里层，或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起源的地方，即神，也是外在于这整个宇宙的。在末受拯救的状态下，也就是远离它的源泉陷在灵魂与肉体之中的状态下，灵对于自己没有意识，麻木、昏睡、或者由于这个世界的毒害而陶醉，他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他的苏醒与解放是通过知识来促成的……启示或“召唤”是拯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携带者是一个来自于光明王国的信使，他穿过各个层面的障碍，骗过众阿其翁，把灵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过来，从外面传授给他拯救的知识”。 9）
约纳斯认为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人与世界之分裂的内在体验反映了人的异化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纳斯相信自己已经在现代历史中发现了二元论的类似物，一种类似的“人的异化状态”。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表达了同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分裂，同一种人异化于世界的感受。这种认识促使他重新估价他的学术焦点。他逐步地放弃了他的历史的或古文的兴趣，转而对当下进行哲学的分析。为了回应约纳斯亲身见证的痛苦，纳粹的兴起、世界大战、大屠杀，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揭开西方文明之危机的思想起源，并为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定位。
约纳斯对现代的诊断的一个关键点是虚无主义的观念，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神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极端二元论。在约纳斯看来，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类似性是不可否认的。两者都表达了意义的严重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所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产生于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之中，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的曾经失却了的联系。在诺斯替主义里面，反宇宙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自由反纵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既然律法只是适用于污秽的世俗生存的层面，那么粗暴地违反这些律法就被认为是直向更高层面的道路。正如约纳斯解释的：“有一种极积的责任去行各种事，不要留下未做过的事，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自由未曾实现，以此来适当地对待自然，并穷尽它的能量；只有这样，才能从轮回圈中解脱出来”。10）现在虚无主义表现在政治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之中，它们企图恢复在现代性的支离破碎中失去的整合状态。政治弥赛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都表现出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它们允许使用非道德的手段来加快政治解放的目标的实现。
在《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把现代虚无主义的起源追溯到科学革命时期。在古代的宇宙论中，没有把人从自然世界分开的本体论鸿沟。在基督教里面，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人的更高级的自我是属灵的，尽管堕落的自然也是神的创造，而原初的和谐也是可以恢复的，但世俗的生命毕竟是一张支离破碎的幕。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的重新和谐的期望就永远地被搁置了。自然被人们透过工具理性的眼镜来观看：成为一个控制、剥夺、操纵的目标。在笛卡尔那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痕迹消失了，自然贬低为“广延的物质”。与此相反，人则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上的鸿沟深刻而永久。约纳斯是这样来理解笛卡尔的哲学遗产的：“人之优于一切自然物的东西，即他独具的心灵，不再导致他的存在与存在总体的更高级的整合，而是相反，却标志着他自己与其与存在的不可弥合的鸿沟”。11）有了这样的理解，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家可归感”就可以理解了。一旦宇宙被如此彻底地剥去内在的意义，价值就失去了它们的本体论基础，孤独的人就面临可怕的前景：不得不完全地从内部创造价值——也就是人为地制造价值。正如约纳斯所看到的，“漠不关心的自然是真正的深渊。只有人关心着，在他的有限中面临着死亡，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偶然性以及他自己的制造的意义的无意义性，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12）达尔文主义完成了这种觉醒。根据传统的观点，自然是按目的论行事的，它是最初原因或目的的储存所，是注定要走向成熟的。但是所有这一类的确信在进化论的后果中是不存在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了偶然的变异与自然的选择，完全地把目的论赶出了自然。目的在生命之中也变得多余，因而完全地退到了主体之中，也就是退到了虚无主义之中。
正是出于对虚无主义之根源的这种诊断，约纳斯着手建立克服二元分裂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关于人的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重新呈现出来。他的任务并不时髦，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不平凡的。与他的那些畏惧科学世界观之暴权的同时代人不同，约纳斯拒绝退回到业已由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经验标准之后。他并不反动。他不想否认科学在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哲学时的严格性。不过，在现代物理学与生物学得出结论，说这个宇宙与地球上的生命根本上没有什么内在意义的时候，约纳斯大胆地承负起恢复这些意义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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